近年來，在快速的城鎮化進程中，“大拆大建”雖時遭詬病，但“短命建筑”卻絕非個案。據一項對4916人進行的調查顯示，85.8%%的人表示自己所在城市有過“短命建筑”。對于“短命建筑”，人們常歸咎于“規劃短視”。然而，“短命建筑”頻出，僅僅是規劃的責任嗎？
近日，有媒體報道，湖北省武漢市洪山區馬湖新村剛剛建成5年的400余套“聯排別墅”近期就要拆遷，擬在原地復建，進行商品房開發。此舉引發熱議。而就在不久前，
層出不窮的“短命建筑”
近年來，在快速的城鎮化進程中，“大拆大建”雖時遭詬病，但“短命建筑”卻絕非個案。據統計，目前我國每年老舊建筑拆除率占新建建筑面積的40％左右。按照我國的強制標準，普通建筑規定的合理使用年限是50年。然而，我國建筑實際平均壽命不到30年。
據介紹，馬湖新村的“聯排別墅”是農民還建房，大體上分為2003年的一期、2005年的二期、2008年的三期。也就是說，壽命最短的，還不足兩年。今年2月6日被爆破拆除的江西南昌五湖大酒店，以及
另據媒體報道，經濟實力在河北省排名靠后的衡水市，最近也準備在市區建設一個占地數百畝的標志性工程——滏陽文化廣場，為給廣場騰地兒，亭園小區的居民面臨拆遷，而讓當地居民困惑的是：“亭園小區是經濟適用房，這些樓建成的時間長的十來年，短的只有五六年。”
“短命建筑”頻出，罪在規劃？
對于“短命建筑”，人們常歸咎于“規劃短視”。而作為“短命建筑”的始作俑者，也往往打著“發展需要”、“規劃調整”的大旗，讓建筑“短命”合法化。
然而，“短命建筑”頻出，僅僅是規劃的責任嗎？誰又是規劃背后的真正“推手”？
安徽省宿州市委書記李宏鳴曾提出這樣的觀點：在城鎮化進程中，一些建筑出現的“短命”現象，涉及城市規劃、建筑設計、地產開發等方面。政府拆遷的成本是通過土地收益獲得補償，只要拆遷成本低于土地收益成本，在政府認為需要的時候，就可能同意拆。從開發商來說，只要拆后的收益大于拆遷開發的成本，就會有投資的沖動。
也就是說，拆舊建新，不但可以讓城鄉面貌日新月異，而且還可以拉動內需，這是看得見的“政績”，那么，何樂而不為？作為開發商，可以從中賺得個缽滿盆滿，自然會極力推動。
據介紹，“武漢市洪山區馬湖新村的這片土地，政府以8.8億元掛牌出讓；開發商保守利潤至少8億元，樂觀的話，可以賺到10億多元。”當年有西子湖畔第一高樓之稱的浙江大學湖濱校區3號樓的被炸，是因為大樓所在地塊已被出讓，其出讓價高達24.6億元。五湖大酒店，爆破拆除后原地重建，四星變五星，22層變25層，經濟收益自然也可以再上層樓。
不難看出，導致建筑“短命”，與個別地方政府官員的政績驅動、開發商的利益訴求不無關系。在這個過程中，規劃不過是為其所用而已。為了讓建了拆、拆了建合法化，那么，就需要打著貌似合理的旗號，對“過時了”的規劃進行調整———在這個過程中，規劃，只是一個工具；利益，才是背后真正的推手。
呼喚更多公眾參與的制度設計
拆舊建新也許可以拉動GDP數字上的增長，卻顯然不會如有關人士所說會取得“多贏”。以馬湖新村為例，且不說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，由此抬升了的房價、提高了的生活成本，又將由誰來承擔？
因此，在個別地方官員聲稱“多贏”的同時，來自部分村民的卻是無奈的嘆息與不解。然而，在這件事情的決策上，他們顯然沒有取得足夠的話語權。
而要改變建筑“短命”狀況，扭轉在這個過程中規劃淪為“工具”的尷尬處境，就需要強化城市規劃的公眾監督機制，讓民眾有更多的話語權。讓規劃的命運與當地居民的意見同行，在城市規劃的整個行程中看到公民真正廣泛、深入參與的影子，只有這樣，“短命建筑”才會減少。
試想，馬湖新村400棟建成5年的聯排別墅，在決定變更土地用途之前（據說，武漢市城市規劃管理局
建筑，假“規劃”之名，“英年”早逝，合法“正寢”。雖嘆其短命，又能耐我何？同樣，假如有更嚴格規范的制度設計、更廣泛深入的公眾參與，我們也可以假“規劃”之名，讓建筑得以“長壽”、不再“短命”。
中國建設報： 李兆汝